将军的女儿

第3飞机库沐浴在高处射来的明亮灯光里,来自吉勒姆堡的流动法医队正在忙碌着。肯特还没到,这对我和辛西娅来说正合适。我把塑料垃圾袋和发刷交给考尔-塞夫尔,没做任何解释。他把袋子和发刷交给了一个指纹鉴定员,并让他在提取了指纹后将东西送到痕迹证据处去。加上那袋衣服,现在第3飞机库里已经摆满了安-坎贝尔上尉的所有我们能找到的东西,包括她的汽车、办公室和她的家,但不包括她的尸体。另外,我看见安那天晚上用的车也给弄到这儿来了。我们往里走,看到了滚式公告栏上有刚冲洗出来的犯罪现场的照片、草图、图表、厚厚的实验报告以及附有尸体彩色照片的备忘录。这些我都一掠而过。我还看到了脚印的石膏模型、玻璃纸袋盛着的证据和法医的实验设备。这里有三十多个正在忙碌着的男男女女。考尔-塞夫尔给我看了一份当地日报《米德兰电讯》,大标题是:“将军的女儿死在哈德雷堡”。辛西娅和我读了那篇文章。文章用讽刺的笔调报道了安-坎贝尔赤身裸体被捆在步枪射击场上给勒死,也许还遭到了强xx的事。报道有一半是准确的,引用了哈德雷堡公共情报员希拉里-巴恩斯上尉的话。她声言官方没有对安-坎贝尔的死进行评论,军队的犯罪调查处对这一谋杀事件正在进行调查。报道中还引用了米德兰警察局长伯特-亚德利的话说:“我已经向哈德雷堡的宪兵司令肯特上校伸出了援助之手,目前我们正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没提我们搬走安的房间的事,也没说要把我盛在大银盘中当做他的美餐。不过下次我们见面后,他也许就会开始向报界抨击我了。考尔问辛西娅:“你脚上穿的运动鞋是你在现场时穿的那双吗?”“是的。你是只要我的鞋还是连脚一起要呢?”“只要鞋。请脱下来。”辛西娅坐在一把折叠椅上,脱下了鞋,递给考尔。他又问我:“你在现场穿的那双靴子在哪儿?”“在我那个基地外的住处。我忘了带来。”“最近几天内你能拿给我吗?”“当然,过几天吧。我现在似乎要在基地里给困一阵儿了。”“又是这样吗?上帝啊,布伦纳,每次和你办案,只要有地方警察参与,你总是把他们搞得很恼火。”“并不是每次都这样。好啦,考尔,我希望你派几个人去第5步枪射击场制作几个车印的模型。”我把地点告诉了他。他立即就往外走,要去安排。我又叫住他,说:“还有一件事。在那儿干完后,让他们去维多利街上的维多利花园,去制作一套福特汽车上的车胎模型。那车也许是灰色的,1985年或1986年制造的,保险杠上贴着军官的标志。我没有车牌号码,但你可以在39单元附近找。”他看了我一会儿,说:“如果是辆军人的车,我们可以等到它在基地露面。”“这材料我今晚就要。”“好啦,布伦纳,不得到地方上的许可,我不能到基地之外搜集证据。你已经搞得他们暴跳如雷了。”“对。不要用军车。死者住的45单元也许正由米德兰的警察看守着,不过值班警察很可能是呆在室内的。告诉你的人要小心,动作要快。”“我们可以等那辆车到基地上来。”“好吧。”我把手放在他肩上,“我很理解。我只是希望天亮时车胎不会从那车上被换掉。天哪,那辆车今晚千万不要消失才好。不过没关系,还是等到早晨吧。”“好吧,维多利花园。你真是贪心不足,还想冒险,你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他向一群人走过去。他们正在往脚印的石膏模型上贴标签,在犯罪现场的草图上做记号。考尔把辛西娅的鞋递给他们并交待了几句,大概是关于午夜的任务,因为他不停地用大拇指朝我指指点点,所以那些技术人员也都盯着我看。我给自己要了一杯咖啡,也给辛西娅要了一杯。她正在翻阅实验报告。她端着咖啡说:“谢谢。看这儿。”她递给我一份关于一个脚印的报告。“他们发现了一只7号平底鞋的鞋印,也许是一只女式便鞋。它出现在步枪射击场上很不寻常,对吧?”“对,是很不寻常。”“这说明了什么?”我仔细看过报告,上面推测这个脚印是不久前才留下的。我说:“有意思。也许是几天前留下的,我们都知道这儿大约有一周没下雨了。”“对。不过这事值得我们注意。”我们花了大约15分钟翻阅了所有法医小组的报告。接着,考尔在他的某个临时实验区里叫我们过去,于是我们一起过去坐在一张桌子旁,一个女技术员正在这桌子上观察显微镜。考尔说:“凭着这把发刷你也许有了重要的发现。它是从哪儿弄来的?”我拍拍他的秃头,说:“反正不是从你这儿。”听了这话那个技术员笑得简直要把脸碰到显微镜上去了。考尔并没被逗笑,他对辛西娅说:“你们都是有头脑的人,为什么不去看看显微镜呢?”那个技术员移到一边,让辛西娅坐到显微镜旁。那个技术员是一名专业军士,叫卢毕克。她说:“右边的那根头发是在第6射击场男厕所的洗手池里发现的,左边的则是从发刷上取下来的。”辛西娅向显微镜里望去,卢毕克继续说:“厕所里发现的那根头发没有发根,但从发干上看,我已验定那人是O型血,发刷上头发的主人也是O型血,两份头发样品都是高加索人的,从质地、颜色、没有烫染和总的健康情况来看两份样品完全一样。”辛西娅从显微镜上抬起头来。“是的,它们看上去一模一样。”卢毕克总结道:“我觉得这些头发全出自同一个人。从洗手池中发现的这根头发很短,无法做摄谱分析等项实验。如果能做,我也许会找到更多的相同之处。任何进一步的实验都会改变或毁掉这仅有的一根头发样品。”她补充说,“发刷上的头发有些有发根,一小时后我就可以告诉你们那人的性别,并且可以拿一个脱氧核糖核酸的标识给你们。”我点点头,“明白了。”辛西娅站起来对卢毕克说:“请给样品做上标记。装起来并附上一份报告。”“是,长官。”“谢谢。”塞夫尔问我:“凭这些证据能逮捕一个人吗?”“不行,但是可以让我们看清一个人。”“那人是谁?”我把他拉到离技术人员远一些的地方,说:“一个叫查尔斯-穆尔的上校。你们要比较的就是他的车印。穆尔的办公室也在心理训练学校里。他是被害者的上司。我正打算查封他的办公室,等获准后把它搬到这儿来。”辛西娅走过来说:“在此期间,考尔,请比较一下穆尔上校发刷上的指纹和从安的车上发现的指纹,再比较一下垃圾袋和袋内物品上的指纹。”“好。”他想了一会儿,接着说,“如果这个穆尔上校认识被害者的话,即使指纹吻合,也不能最后认定他在现场。他有足够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他的指纹会在安的手枪套上或者在她的车上。”我回答说:“我知道,但是对于他在垃圾袋上留下的指纹,或者在第5射击场留下的车辙印他就很难解释了。”考尔点点头。“还有,你需要去确认一下他在案发那段时间内是否在现场。”“对。所以我想让你比较一下发刷上的指纹和你在帐篷桩上找到的残缺不全的指纹。如果我们有了他的车辙印和足够的指纹,那么套在他脖子上的绳索就会更紧了,对吧?”考尔点点头。“对,你是侦探,可确定谁是罪犯还是靠我。但你根本不知道我这两天干了什么。”他转身走向那些正在研究指纹的技术人员。辛西娅对我说:“如果我们审问穆尔,用这些证据指控他,他很可能会承认这是他干的。”“对。但如果他说他没干,那么我们就会被送上军事法庭。不管法庭判决是一个美国上校勒死了将军的女儿,还是准尉布伦纳和森希尔抓错了人,放跑了真正的凶手,都是法庭的耻辱和军队的耻辱,都会因此而臭名远扬。所以我们要屏息加以提防。”辛西娅思考了一会儿,问我:“如果所有的证据都证明是穆尔干的,你还有什么疑点吗?”“你有吗?”“疑点?是的,我有。我真是不能想象穆尔和安-坎贝尔两人一起做了那样的事。我无法想象是他勒死了安。他的样子像个在咖啡里下毒的坏蛋,而不像一个动手杀人的罪犯。”“这也正是困扰着我的问题。但是你不知道……可能是她叫他这么做的,是她恳求他杀了她的。我曾经看见过这样的事情。就我们所知,穆尔有可能用的是换脑药,这药他可以利用工作之便搞到。”“很可能。”我从辛西娅的肩上看过去。“现在执法官来了。”肯特上校正穿过飞机库向我们走来。我们走过去迎上了他。他问:“有什么新情况吗?”我答道:“罪犯快找到了,比尔。我正等着指纹和车辙印的鉴定结果。”他的眼睛瞪得很大。“你不是开玩笑吧?是谁?”“穆尔上校。”他好像在考虑这件事,接着点了点头。“合乎情理。”“怎么合乎情理,比尔?”“嗯……他们关系密切,他也许会有机会。我相信他干得出来。他很古怪。我只是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问肯特:“给我讲讲坎贝尔上尉和将军吧。”“哪个方面?”“他们的关系密切吗?”他盯着我的眼睛,说:“不密切。”“说下去。”“嗯……也许我们可以另找个时间来谈。”“也许我们可以到福尔斯彻奇去谈。”“嗯,别威胁我。”“哎,上校,我是谋杀案的调查人员。你也许觉得受到某种社会的压力和职业的约束,但你大可不必。你的责任只是回答我的提问。”肯特看上去不太高兴,但我用肯定的口气告诉他要放下包袱,这好像又使他轻松了许多。他向飞机库的中心走去,我们跟在后面。他说:“好吧。坎贝尔将军不赞成他女儿从事军事工作,不赞成她同那些男人交往,不赞成她住在基地外面,也不同意她跟像查尔斯-穆尔那样的人往来。可能还有些我不知道的事情。”辛西娅问:“他不为她感到骄傲吗?”“我想不。”“军队可为她而骄傲。”辛西娅说。肯特说:“在这件事上,军队同坎贝尔将军有着均等的选择权。老实说,安-坎贝尔是一手控制着将军,一手控制着军队。”辛西娅问他:“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将军的女儿,一个西点军校的学员,一个颇知名的人士,她侥幸获得了许多。她父亲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时,她已经设法挤进了征兵宣传工作,并且一下子变成了众所周知的人物,上电台,上电视,到大学和妇女组织演讲,为妇女在军队供职打开了局面等等。人人都喜欢她。但是她对军队不屑一顾。她只是想成为不受拘束的人。”辛西娅问他:“为什么?”“嗯,将军对她的行为反对1分,她就还他10分还多的仇恨。她竭尽所能使他难堪,除非他毁了自己的军人生涯,否则他对她无计可施。”“哎呀!”我说,“这可是个重要的情况。你只考虑无法将她的死讯告知将军,可你忘了把这个情况告诉我们。”肯特向四周看了看,然后低声说:“只是在我们之间我才这么说。公开的话,我得说他们父女关系很好。”他犹豫了一下,又说,“实话对你说,尽管将军不赞成她这个,不赞成她那个,但他不恨她。”他又说:“哎,这些都是传闻,我是信任你们才说给你们听的。这样你就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尽管你没从我这儿听到任何情况,但你可以依据这些继续追查下去。”我点了点头。“谢谢你,比尔,还有别的吗?”“没有了。”当然还有。我问:“除了穆尔上校外,将军反对安交往的男人还有谁?”“我不知道。”“韦斯-亚德利是其中的一个吗?”他看了我很长一段时间,才点点头说:“我想是的。”“韦斯-亚德利是同她在米德兰争吵过的那个人吗?”“可能。”“她为什么要使她父亲难堪呢?”“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对他恨之入骨呢?”“如果你找到了答案,请告诉我。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肯定是个难以容忍的原因。”“她同她母亲的关系怎样?”肯特说:“很紧张。她既要做将军的夫人,又要做一位独立女性的母亲,被夹在中间,十分为难。”“换句话说,”我说,“坎贝尔夫人是个逆来顺受的人,安-坎贝尔则试图唤醒她的觉悟。”“是这么回事,但还要复杂些。”“怎么复杂?”“你同坎贝尔夫人谈谈就知道了。”“我会同她谈的。”我对他说,“你再对我说一遍你从未进过安-坎贝尔的房间,以便我在报告中说明为什么她的一只酒瓶上有你的指纹。”“我告诉过你,布伦纳,我曾摸过她房间内的几件东西。”“可这瓶酒被你的手下人封在一只盒子里,大约一小时前才打开。”“这你赢不了我,保罗。我也是个警察。如果你有证据,我们去找塞夫尔谈,让他拿给我看。”“好啦,比尔,让我们消除误会,来讨论更重要的事情吧,比方说穆尔上校的问题。我要提问了,请记住,你有责任如实回答。如果你不愿合作,我会自己去查明真相。好了吗?这儿有个大问题——你同她有性关系吗?”“有。”几秒钟之内谁也没有说话。我注意到肯特承认这一点时,看上去非常轻松。我没提醒他,他说过如果有什么事的话,他从一开始就会告诉我们的,因此我们大家最好都装作此刻是刚开始,而先前的说法中没有丝毫的谎言。辛西娅说:“这是安-坎贝尔让她父亲烦恼的方法之一吗?”肯特点点头。“是……我从没把这种做法当成别的什么。将军了解这一切——安也知道他了解。但是我妻子显然不了解。这就是我隐瞒此事的原因。”我想,上帝呀!因为一个人刚刚结束了生命,其他人为了维持正常的生活秩序,保住自己的工作和婚姻,必须在午夜被迫交代一些事情。显然,肯特上校需要我们的帮助。我对他说:“我们尽量在报告中不提这些事。”他点了点头。“谢谢。但是因为安不在了,将军会清算那些老账的。我将会得到一个好听的理由而被迫辞职。这也许能保住我的婚姻。”辛西娅说:“我们会尽力的。”“非常感谢。”我问他:“将军还会跟其他人算账吗?”肯特咧嘴苦笑了一下:“上帝,她勾引了将军手下的全部男性军官。”“什么?”“全部军官。不过,至少是大部分。从年轻的上尉埃尔比,将军的副官,一直到他直接领导的大多数军官,还有军法检察官以及像我这样身居重要岗位的男人。”“我的上帝……”辛西娅说,“你的话当真吗?”“恐怕是的。”“可这是为什么呢?”“我告诉过你,她恨她父亲。”“嗯,”辛西娅说,“她没多为自己考虑考虑吗?”“没有,她没有。如果我猜得不错,那些同她睡觉的人事后也没多为他们自己考虑考虑。”他又说:“扭转这种局面很难。”他看着我,强装着微笑。“你能理解这些吗,布伦纳?”这个问题让我感到有点不舒服,但我还是照实说了:“是的,我理解。但我还没结婚,而且我也不为坎贝尔将军工作。”他笑了起来。“那你不会是她的候选人了,所以你不会受到考验。”“嗯……”他又说:“如果你没有权力,你就得不到女人。”辛西娅插话说:“那么她告诉过你——告诉过每个人——她都同谁睡觉吗?”“我想是的。我认为这是她计划的一部分,她散布腐败、猜疑、恐惧和忧虑等等。但我认为有时她说她勾引了谁和谁,但实际上是在撒谎。”“所以,也就是说,你不能肯定她是否同基地的牧师埃姆斯少校睡过觉,或者是否同基地的副官福勒上校睡过觉?”“对,不能肯定。假设她说她勾引了他们两人,但我认为至少福勒上校不会中她的圈套。一次,福勒告诉我他知道一切,还知道我也是其中的一分子。我想他的意思是说他不是。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他成了唯一让将军完全信任的人。”我点点头,好像看见福勒对安-坎贝尔说:“不要跟我来这一套,年轻的小姐。我不需要你。”辛西娅对肯特说:“这太怪异了……我是说这是一种病态。”肯特点点头。“提到这一点,安曾经对我说过,她正在搞一个心理作战实验,敌人就是她父亲。”他笑了,但并不是一种开心的笑。他说:“她恨她父亲,我是说她对他恨之入骨。虽然不能毁掉他,但她却在千方百计伤害他。”又有一会儿没有人说话,后来辛西娅好像自言自语地说:“这是为什么?”“她从没告诉过我。”肯特口答道,“我认为她没对任何人说过。她知道,将军知道,也许坎贝尔夫人也知道。他们不是一个真正快乐的家庭。”“或许查尔斯-穆尔也知道。”我说。“毫无疑问。但也许我永远无法知道。我告诉你们一件事:穆尔是幕后的操纵者,是穆尔告诉她如何去报复她父亲对她所做的一切。”这一点,我想,也许是真的。但这并不能构成他杀死她的动机。恰恰相反,他是她的保护人,她是他免受将军惩罚的挡箭牌,这是他最成功的实验。这个家伙该死,但他应该有个死的正确理由。我问肯特:“你跟将军的女儿都在哪儿约会?”他说:“许多地方。大部分是在高速公路旁边的汽车旅馆,但即使在基地内我俩的办公室里干,她也不会感到害羞。”“也在她的住处干过吗?”“有时候。我想我的话让你误会了。她不喜欢别人到她家去。”或许他不知道地下室的那个房间,或许他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了那个房间。如果那些照片中有了他,他也不会主动提供这些情况的。肯特对我们说:“如果穆尔是杀人犯,你们就可把此案结了,军队和哈德雷的人们都不会受到太大损失。但如果穆尔不是杀人犯,你们得找嫌疑犯,那就得审问基地里的许多人,保罗。我已经澄清了自己,你们应该让他们也来澄清自己。就像你说的,这是杀人案,就让事业、名誉、良好的秩序和纪律都见鬼吧。”他又接着说:“上帝啊,你看到报纸吗?想想那种报道吧。基地将军手下的一班军官和大多数的高级官员被一名女军官腐蚀和连累。这使一切都倒退了几十年。”他说,“我希望穆尔就是罪犯,这是就事情的发展而言。”我说:“如果你是在暗示穆尔上校是送上绞架的最佳人选,虽然也许不是正确的人选,那么我必须提醒你别忘了我们的誓言。”“我只是告诉你们俩,不该去挖不必挖的地方。如果穆尔就是凶手,不要让他把我们大家都骗了。如果谋杀是他干的,那其他人有失军官身份的通好和别的行为就与此无关,也不是减缓罪行的因素。那就是法律。让我们什么时候开一次军事法庭。”肯特变得不像我记忆中的那么迟钝了。当一个人看到耻辱和离婚,或者一个官方委员会对他的行为进行的调查时,他会变得出人意料地敏锐。军队依然要惩处不端的性行为,而肯特上校肯定有这种事。有时我很惊讶于乱交的力量,惊讶于那么多人情愿冒险——不顾自己的名誉、财产,甚至生命。我对肯特说:“我确实非常感激你的诚实,上校。一个人站出来讲真话,另外的人就会跟着这么做。”“也许,”肯特说,“但如果你能替我保密我是会很感激的。”“我会的,不过从长远看这并没什么要紧。”“对。我是完了。”他耸了耸肩。“我两年前第一次陷进去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一点。”他几乎是轻松愉快地说,“她一定有着某种计划,因为每当我下决心不去同她睡觉时,她就会到我办公室来,让我陪她去喝酒。”辛西娅问:“难道你没想过说‘不’吗?”肯特冲着辛西娅笑笑。“当你向男人提出要求,让他和你做爱的时候,你见什么人说过‘不’吗?”辛西娅似乎对这话颇有点厌恶,说:“我从不向男人提要求。”“嗯,”肯特建议说,“那么就试一试。随便找一个结了婚的男人,让他同你做爱。”“现在谈的不是我,上校。”辛西娅说道,表情非常冷漠。“好吧,我道歉。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安-坎贝尔从不接受否定的回答。我并不是说她敲诈任何人。她从不敲诈,但有时有强迫的成份。而且她喜欢贵重的礼物——香水,衣服,飞机票等等。但有件事很古怪——实际上她对那些礼物没有兴趣。她只是想让我,我猜其他人也是这样,不断地感到拮据,支出一些比时间更多的东西。这是她控制人的手法。”他又说:“我记得有一次她让我给她带去一种很贵的香水,记不清是什么牌子的了,花掉了我400美元,为了弥补家用我只得在存款互助会贷了款,还在糟糕的食堂吃了一个月的午饭。”他自嘲地笑了笑,又说:“我的上帝,我真高兴一切都已结束了。”“嗨,还没结束呢。”我提醒他。“对我来说是结束了。”“希望如此,比尔。她曾经要你在职权内放弃原则吗?”他犹豫了一阵才说:“只是些小事。为了朋友的汽车罚单,还有她的一次超速传票,不是什么大事。”“恕我有不同的看法,上校。”他点点头。“我不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确切地说,这是他应该在调查委员会面前说的话。实际上,这也是他所能说的仅有的最好的话了。我想知道除了性以外,安是怎样腐蚀其他人的。这里帮一点小忙,那里给点儿特殊照顾,有谁知道她想要的是什么,又得到了些什么?在部队服役20年,包括在犯罪调查处的15年,还从未看到或听到过在哪个军事基地里有这样恶劣的腐败现象。辛西娅问肯特:“将军不能阻止她,也不能摆脱她吗?”“不能。除非让人知道他是个无能、粗心的司令官。当他得知他这个常上广告的女儿胁迫、损害他周围的每一个人的时候,采取官方行动已经太迟了。他能处理好此事的唯一方法就是将一切告知他五角大楼的上级,让这儿所有的人辞职,然后再递交他自己的辞呈。”肯特又说:“即使他朝自己开一枪,也并不过分。”“或者杀了她。”辛西娅说。肯特又耸了耸肩。“也许,但不是用她被杀的这种方式。”“嗯,”我说,“如果不是我们已经有了重要的嫌疑犯,你会成为其中之一的,上校。”“是的,但我不会像其他人那样愤怒。有的人真爱她,被她迷住了,妒忌得要死,比如那个年轻的埃尔比。她一不理他,他就常常连续几个星期闷闷不乐。审问一下穆尔,如果认为他没杀她,那么向他要一份认定的嫌疑犯名单。那家伙知道她的一切,假如他不告诉你那些不受法律约束的事,那你就来找我,我把枪插进他嘴里,告诉他,他可以跟那些事情一起进坟墓。”“我也许会比你冷静一点。”我告诉他,“我想查封穆尔的办公室,等获得许可就把它搬到这儿来。”“你该直接给他戴上手铐。”肯特看着我说,“不管怎么说,你该明白为什么我不想让此地的罪犯调查处插手此事。”“我想我现在明白了。他们中许多人同她有瓜葛吗?”他停了一会儿,说:“犯罪调查处的指挥官鲍尔斯少校。”“你能肯定吗?”“你去问他。他是你的同行。”“你同鲍尔斯合得来吗?”“我们尽力吧。”“问题出在哪儿?”“我们在各自权限上有分歧。你为什么问这个?”“各自权限意味着犯罪活动,还是意味着其他什么?”他看着我说:“我想……鲍尔斯少校已经变得占有欲极强。”“他不喜欢分享。”肯特点点头。“她的男友中有几个这样的人,那是在她把他们抛弃的时候。”他又说:“结了婚的男人是真正的猪。”他想了一会儿又说:“不要相信这个基地里的任何人,保罗。”“包括你吗?”“包括我。”肯特看了看表。“就这样吧。你们想见我还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吗?”“噢,不管那是什么事,现在已不重要了。”“好吧,我要回家了。7点前你可以在家里找到我。7点以后我会呆在办公室。如果有事,今晚我能在哪儿找到你们呢?”辛西娅回答说:“我们都住在军官招待所。”“好吧。噢,我妻子也许正不停地从俄亥俄州给我挂电话,她可能认为我在跟女人幽会了。晚安。”他转身离开了,脚步远不如他进来时那样轻快有力。辛西娅感慨地说:“我真不敢相信。他是不是刚刚告诉了我们安-坎贝尔同基地里的多数高级军官睡过觉?”“是的,他是那么说的。现在我们知道她照片中的那些男人是谁了。”她点点头。“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看上去如此奇怪了。”“是啊,嫌疑犯的名单一下子变长了。”那么,我想,肯特上校,“清廉”先生,“法律”先生和“秩序”先生几乎违犯了手册上的每一条规定。这个冷漠乏味的人有性欲,但他把它藏在了月亮的背面。我辛西娅说:“比尔-肯特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杀人吗?”辛西娅回答说:“想象得出。但我想他的话中暗示了他的秘密已众所周知,而他的命运就是等待坎贝尔将军找机会开除他了。”我点点头。“好吧,就像手册中说的那样,如果不是为了逃避丢脸和羞辱,那会不会是因护忌而杀了她呢。”她想了一会儿才说:“肯特暗示了他同安的关系对他来说只是消遣罢了,只是为了满足欲望,而没有感情纠葛。我可以相信这一点。”她看出我想从她那儿知道得多一点,所以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另外,他给鲍尔斯少校加上的动机——占有欲,说得再宽一点是妒嫉,也许都不是真的,实际上也许这些都是肯特自己的感受。记住,这家伙是个警察,他和我们读的是同一本手册,所以他了解我们的思路。”“精辟。但是我很难想象他会充满热情和妒嫉之心或很动感情地去纠缠任何女子。”“我知道。他是那种表面冷酷而内心火热的人。我以前见过他这种类型的人,保罗。这些人独裁、保守、循规蹈矩。他们做事常常是很机械的,因为他们害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激情。他们知道自己整齐的服装下面隐藏着的是什么。实际上,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天生缺乏控制能力和平衡能力。一旦失去控制,他们是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的。”我点点头。“但也许我们心理分析得太多了。”她耸耸肩。“也许。不过还是要对肯特上校留点心。他有一本与我们不同的记事册。”——

考尔-塞夫尔说他已结束了在安-坎贝尔书房里的搜寻检验工作,所以我坐在安的沙发上,看她的心理战术系列讲座中的另一盘录像带。在我周围,法医实验室的人们正在依据检验的证据来推断可能去过她房间的人。他们掌握的资料都是些人们通常认为肮脏的东西——毛发、纤维、灰尘、指纹、污点和污迹。在一个普通的、冗长乏味的谋杀案调查中,如果知道有谁在她的房子里呆过,也许最终会找到杀她的凶手。如果知道有谁曾呆在她地下室的那间房里,那份嫌疑犯名单就不会那么长了,除非那些人合谋搞鬼。但到现在,那间房子还被封着。这也许是个错误,尽管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一般来说,若知道有谁在犯罪现场,一切就深入了一步。我们倾向于断定查尔斯-穆尔到过现场,至于他是何时到了那儿,在那儿干了些什么则有待证实。威廉-肯特上校目前忽然出现了会被撤职的问题,更不必说他为了婚姻最终还得对他夫人说些好话。感谢上帝,我没遇到这种问题。肯特已经承认了包括通奸、玩忽职守和不合军官身份的行为,但这只是3种军法署署长办公室可以列出的罪名。犯罪的人常在谋杀调查中这样做,就像在公正的上帝的圣坛上献上一个小小的祭品一样,希望上帝先接受这个,然后再让他到别处去找活人当祭品。显然正如肯特所说,安-坎贝尔就是在进行一场心理战争实验。假如我相信肯特说的,那安-坎贝尔就是在进行一场计划周密、道德败坏的针对敌人——她父亲的战争。如果她父亲值得她反对,她要反对什么呢?关于杀死她的凶手,穆尔说过些什么?作为父亲,谁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同样,也许安-坎贝尔认为她对父亲所做的一切都是正当的。所以,将军一定对她做过些什么,不管是什么,但已经使她走上了一条复仇之路,最终导致了她的自我毁灭。我想起了一件事,可能会使女儿和父亲走到这种地步,那便是性虐待和乱伦。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唯一可以确认此事的人已经死了。将军也可以确认这件事,但我布伦纳不会去触动他。然而,我可以问得谨慎些,还可能,仅仅是可能,我可以慎重地问问坎贝尔夫人关于她女儿同父亲的关系。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已经把我的20年押进去了。另一方面,正如肯特指出的,为什么去翻那些与本案无关的丑事呢?但是谁又会知道到底本案需要些什么,不需要些什么呢?那么,是将军为阻止她的疯狂,还是怕她丑事外扬而杀了她?还是坎贝尔夫人出于同样的原因这样做的?穆尔上校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的确,我搜集的丑事越多,哈德雷堡的先生们和女士们就越瞠目结舌。辛西娅走过来,硬往我嘴里塞了一片炸面饼。显然,我们比同乘一辆车、合用一个浴室、分享一个炸面饼的关系更亲密了。我有个好消息。第5步枪射击场上的车辙印是穆尔上校那辆车的。发刷上的指纹假定是穆尔的,那么它们与帐篷桩上的两个指纹、安吉普车上的至少6个指纹、男厕所里的一个指纹都相吻合。厕所马桶座圈上找到的另一根毛发同穆尔的头发对比证明是同一人的。垃圾袋上的所有指纹都是穆尔和安-坎贝尔的。安靴子上、枪套上、头盔上的指纹证明他俩都拿过这些东西。所以,你设想和描述的犯罪活动,安-坎贝尔和穆尔的活动以及行为好像都与这些实物证据相吻合。“祝贺你。”辛西娅说。“谢谢。”“案子了结了吗?”“我会去同穆尔核实的。”“如果他不承认,你会带着我们获得的证据去找军法署署长吗?”“我不知道。这案子还有破绽。”“对,”辛西娅说,“至少有一个。车前灯亮的时间对不起来。我们可以假定穆尔在犯罪现场,但却不能证实在那个时间是他用绳子勒死了她。而且我们不知道他的动机。”“对。不知道动机。这样同陪审团打交道就会是件很艰苦的工作。”我又说,“而且还有可能只是一次意外造成的死亡。”“是的。如果穆尔有什么话要说,他一定会这么说的。”我拿起电话,拨了福勒家的号码。说话的是一个懒洋洋的女人的声音。我说了我是谁,福勒接过了电话。他的声音听上去好像有些烦躁。“喂,布伦纳先生吗?”我说:“上校,我已经决定暂不查封穆尔上校的办公室,也不没收他的东西。我希望让您知道这一点。”“现在我知道了。”“您让我告诉您关于要逮捕谁的事,我已经重新考虑过逮捕他的事。”“我不知道你打算逮捕他,布伦纳先生,但如果你再重新考虑的话,你能否再叫醒我,以便让我了解最新情况?”“当然。”这是个玩笑。我喜欢有幽默感的人。我对他说:“我给您打电话,是请求您不要将此事告诉任何人,否则会给此案带来麻烦。”“我明白。但我会将此事报告将军。”“我想您别无选择。”“毫无回旋余地。”他清了清嗓子。“你有别的嫌疑犯吗?”“目前没有。但我有些很好的线索。”“这很鼓舞人。还有什么新的情况吗?”“我开始搜集有关坎贝尔上尉……的证据,我该怎么说……?有关她活跃的社交生活的证据。”死一样的沉寂。因此我又继续说:“这一点不可避免会暴露出来。我不知道这是否同她的被杀有关,但我一定会尽力正确地观察一切,如果这一情况不得不公布于世,我会尽力减少给基地和军队带来的损失。”“你们为什么不在7点钟到我家来喝咖啡呢?”“嗯,我不想那个时间去打扰您。”“布伦纳先生,你含含糊糊不听从命令,真让我生气。7点整到我家来。”“是,长官。”电话断了。我对辛西娅说:“我得同通信部的人谈谈哈德雷堡的电话服务问题。”“他说了什么?”“福勒上校要我们7点到他家喝咖啡。”她看了看表。“嗳,我们可以去睡一会儿。好吗?”我们俩从飞机库往外走的时候,我问辛西娅:“他们在装衣服的袋子里找到她西点军校的戒指了吗?”“没找到。”“在她家里的东西中也没发现吗?”“没有,我问过考尔了。”“奇怪。”“她也许它丢掉了,”辛西娅说,“也可能是被拿去清洗了。”“可能。”我们朝辛西娅的车走去,她对我说:“我想她父亲是造成她行为方式的关键。你知道,一个飞扬跋扈的人,把她推进了军队,设法控制她的生活;一个软弱的母亲,很长时间不在她身边;周围世界的许多变动,完全依靠和服从于这个父亲的事业。她用她所知道的唯一方法来反抗。这一切简直就是教科书上的玩意儿。”我们坐进车里,我说:“对。但也有千千万万和她有着同样背景的女儿把这种关系调整得很好。”“我知道。但那要看你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我正在设想用一种更……反常的父女关系解释她仇恨的原因。”辛西娅将车头转向飞机场的大门。她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也想到了这一点。你认为强xx和谋杀难以证实,所以就试图去证实乱伦。如果我是你,保罗,我不会触及这个问题,这会毁了你。”“对。我进犯罪调查处接的第一个案子是桩营房偷窃案。瞧我现在已经走出了多远,下一步就是深渊。”——